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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处决了多少高级将领？

　　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民政府颁布《中华民国战时军律》及实施条例，规定了会被处以极刑的罪名。如“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，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死刑”“降敌者死刑”“主谋要挟或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死刑”“阵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死刑”“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死刑”等等。

　　此后，还颁布《国军抗战连坐法》及其补充，规定“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……旅长同全旅退则杀旅长……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，以致军长阵亡，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……排长不退而全排官兵齐退，以致排长阵亡，则杀排长所属之班长”，同时，“连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，其营长可报告团长核准，立即将其连长军法从事”，其上各级军官亦如此。

1、就职衔而言，被处决的杂牌军将领级别普遍比较高

　　战时军法的执行机关为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”，何成濬长期任执法总监，有统计显示，抗战中依军法被撤职者36204人次、被撤职通缉者34361人次、被记过者5221人次、被记大过者4669人次。另有人被处以罚薪、撤职留任和申斥。

　　至于被处死刑的人数，因无具体档案记录，只能大致统计一下其中的高级将领。

　　抗战期间第一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是李服膺，时任晋绥军第61军军长，1937年10月，他被阎锡山以“撤防败逃”的罪名枪决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他率部防守天镇县，是在完成阎锡山“坚守三日”“续守三日”的指示后，奉命“相机撤退”的，阎锡山为了推卸战败责任，就拿李服膺做了“替罪羊”。

　　被处决的杂牌军将领，还有出身西北军的韩复榘和石友三，韩复榘身兼山东省主席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，1938年3月他被控“不尽其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”“擅先放弃济南，撤退泰安”“节节后退”，处以死刑。

　　石友三在抗战中被任命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、第39集团军总司令，但他勾结日军，准备投敌，1940年12月，新8军军长高树勋设计扣押石友三，并将之处决。

　　此外，1938年6月，任骑兵第4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檀自新，因不服调遣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

　　1944年，第四次长沙会战时，薛岳因私心自用，致使长沙失守，第4军军长张德能原本是奉命撤军，但为平息舆论，被按军法处决，张德能为粤军将领。

　　以上被枪决的杂牌军将领，官职都比较大，除了韩复榘、石友三是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其他至少也是各军军长，这些人的被杀，或者不是出于蒋介石的授意，如李服膺、石友三;或者有派系斗争背景，而使蒋介石在处置时少了很多顾忌，如韩复榘、张德能。

2、就出身而言，被蒋介石下令处决的高级将领以黄埔系为最多

　　在处理黄埔系将领时，蒋介石则往往存有私心，如何成濬所言，“军校学生犯罪，均由委座令交审讯，本部从未检举一人，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，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，本部的权力，因有限也。”

　　被蒋所偏袒的，多是方面大员，如汤恩伯、宋希濂、刘峙、桂永清等因战败而被撤职，很快就重新起用，但是对于师长一级的黄埔学生，有不少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。

　　在黄埔将领中，一期的龙慕韩、薛蔚英、酆悌、陈牧农;二期的段朗如、胡启儒;四期中的廖龄奇、梅春华，都先后被处决。

　　1938年5月，龙慕韩任第88师少将师长，率部参加兰封战役，在守卫兰封时，龙慕韩擅自撤离，致使该城失守，经军事审判，龙慕韩被判处死刑，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中央军将领;第27军军长桂永清作为龙的上级，被撤职查办;薛蔚英任第167师少将师长，参加武汉会战时守卫马当要塞，在救援友军时，因坚决走相对安全的小路，以致贻误战机，使马当沦陷，1938年8月，薛蔚英被执行枪决。

　　酆悌被杀，是因为著名的长沙大火，1938年11月，岳阳沦陷后，蒋介石命湖南省主席张治中、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制定计划，待日军攻陷长沙，即放火焚城，当月12日夜，因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，使城内军警误以为是焚城信号，纷纷在各处放火，当时湖南最高负责人是张治中，但因其为蒋介石的亲信，只被“革职留任”，为平民愤，酆悌和徐昆(警备队第二团团长)、文重孚(长沙警察局长)被处以死刑，徐、文二人亦毕业于黄埔军校。

　　段朗如任第79师中将师长，1939年在奉命反攻南昌时，因遭遇挫折，遂私自改变计划，转攻南昌城外的小镇，蒋介石获知后，下令“段朗如谎报军情，贻误战机，着即军前正法。”

　　1944年，日军进攻广西时，陈牧农奉命驻守全州，他因弃城撤退，被处决。

　　廖龄奇的经历最为特别，他任第58师师长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，未听从长官部要求退往浏阳的命令，而擅自将队伍拉到了株洲，在此期间，廖龄奇还“顺道”回老家祁阳探亲，脱离战场。

　　蒋介石闻知后大怒，以“临阵脱逃”的罪名，未经军事法庭，就将廖龄奇处决，后来蒋介石了解到，廖龄奇在战场表现颇好，又视其被杀为一场冤案，为他平反，给家属发放“哀荣证”与抚恤金，这个案件暴露了蒋介石处事急躁的毛病。

　　另有一些高级将领，则因贪腐被杀，1942年，贵兴师管区少将司令胡启儒，因贪污军饷等罪名被杀;1943年，第18军中将参谋长梅春华，因贩卖私盐被处决;1945年，兵役署署长程泽润，因“办理兵役舞弊多端”“利用职权，调用工兵建筑私宅”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抗战期间被处决的国军高级将领，约有14名，多数出身黄埔系，从罪名上看，以临阵脱逃、贻误战机为最多;从时间上看，1940年前被处决的将领占了大多数，这些人在战时被处决，对于严肃军纪、激励士气，作用很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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